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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 2026-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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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南研究院(Southwest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SwRI)是美国其中一个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独立非营利性质应用技术研发机构,总部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由美国石油业大亨汤姆·斯利克(Tom Slick)于1947年所创立。西南研究院在众多科学领域中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为工业界和政府机构提供各类科研开发、工程和试验技术咨询服务;应用多学科的综合途径来解决科学和应用技术中各种复杂的问题。其下属的11个研究所拥有雇员3000多名,研发领域涉及化学工业、航天电子及信息工程、数据自动化、应用物理、空间技术与工程、机械与材料工程等各个学科,并在美国各地、中国和英国设有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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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螺山遗址是属于河姆渡文化的一处古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镇相岙村,发现于2001年,曾入选“2008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选名单。经考古证实,遗址年代约为距今7000年-5500年。由于其地面环境、地下遗存保存较为完好,被称为“第二河姆渡”。

田螺山遗址发现于2001年。当时,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井时发现陶片、动物骨骼和木头。随后,文物部门对当地进行了发掘,认为遗址时间不晚于河姆渡文化第二期,且形式与河姆渡文化类似。2004年2月至6月的大规模发掘证实,该文化遗存出土器物与河姆渡遗址几乎相同,且出现成片干栏式建筑遗迹和较为完整的村落布局。预计遗址总面积达到30000平方米,拥有6个文化层,年代约为7000年-5500年。田螺山遗址现场馆副馆长黄建华表示,田螺山遗址的地面环境在河姆渡文化众多遗址中保存最为完好。

田螺山遗址发现了其他遗址不具有的人脸形陶支脚、形似大象头部的陶塑等陶器,这在河姆渡遗址中几乎没有见到。出土的器物中,双耳深腹夹炭陶罐残存部分有近70厘米高,这在浙江省范围内是首次发现。遗址中发现大量鹿角、鱼骨、象牙等动物骸骨和木材、菱角、酸枣等植物遗存,这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的自然状况。特别是遗址中发掘出的人为种植古茶树树根和壶形陶器证明,当时很有可能已经人工种植茶树并饮茶。遗址中的干栏式建筑范围和大小证明,当时的先民已经能够挖掘较深的土坑,且能够应用重力与承重力关系的经验进行建筑。根据田螺山发掘的大量稻谷证明,随着时间推移,驯化稻的比例上升,且发现的稻谷并非原始栽培稻。这证明了长江流域稻谷种植历史比预想的更长。这一成果于2009年被美国《科学》杂志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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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的编纂成书较晚,而《春秋》所据的鲁史原文年代较早,因此即位在《左传》中的用法不是指新君在新年的改元即位,而新君在旧君去世后被确立新君身份的程序称为“即位”。例如《春秋·隐公四年》记载“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当年卫国公子州吁弑卫桓公,自立为君,卫人杀州吁。在此次动乱后,卫国人立公子晋为君。同样的事件左传记载为“冬十有二月宣公(公子晋)即位”。此“即位”的意思就是新君执政,而非即位改元之礼。孔颖达显然认为《左传》此处即位仍可以即位改元之礼来解释,孔颖达说“贼讨乃立,自继前君,故不待逾年(即位)也。”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卫宣公继承卫桓公,然而卫桓公是当年被弑,当年是卫桓公十六年,卫宣公依礼不能在当年行即位改元之礼。类似的例子很多,如《左传·文公十四年》记载“夏五月,(齐)昭公卒,(其太子)舍即位。”又如《春秋·庄公六年》记载“夏,六月,卫侯朔入于卫。”出奔数年的卫惠公再入卫国执政。同年《左传》记载“夏,卫侯入,放公子黔牟(卫惠公于鲁桓公十六年出奔后,被确立的卫侯黔牟)于周,放宁跪于秦,杀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乃即位。”此处的“即位”只能理解为重新行国君之政治,与即位改元之礼无关。《左传》这类“某即位”的用法可与“某立”的意思等同,如前所述“位”的古字就写作“立”。如《左传·桓公十二年》 :“秋九月丁亥,(郑)昭公奔卫。已亥,厉公立。”又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九月,晋惠公卒,怀公立。”《左传》这类的“某即位”或“某立”可以说是“不可一日无君”意义上的新君确立,与《春秋》所记载的即位改元之礼不同。

又见《春秋·定公元年》记载:“夏,六月,癸亥,公(去年去世的鲁昭公)之丧至自干侯。戊辰,公(鲁定公)即位。”此例是《春秋》记载鲁国新君即位在时间上的一个特例,《春秋经》记载的其他七次鲁君即位时间都在旧君去世的下一年的正月。关于这次特例,杜预和孔颖达引《礼记·王制》指出此处记载的“公即位”与旧君丧礼中的“殡”有关。《礼记·王制》载:“天子七日而殡,诸侯五日而殡”。杜预和孔颖达因此认为定公于殡迄而即位。杨伯峻更指出殡迄即位是西周以来的古礼,《尚书·顾命》记载的周成王死到周康王即位,除去死日当天,正是七日。而从昭公之丧至鲁到鲁定公的“即位”有六日,除去丧至的当日,正有五日。鲁昭公已经于去年去世,但于新年改元之时,鲁昭公之丧尚不在国都,即位改元之礼无法完备。因此新年正月改元之时《春秋》不书即位。而鲁昭公之丧至,国君身份继承程序的礼节得以齐备,因此《春秋》记载了这次殡迄即位。

《春秋》记载的鲁君即位只鲁定公一次不是在正月,而《左传》对“即位”这个词的用法,在时间上和改元已经无关,应该都是指类似上例鲁定公那样的五日殡迄即位。《春秋》与《左传》在“即位”这词的不同用法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春秋·隐公四年》的记载“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而《左传》对相同事件的记载为“冬,十二月,(卫)宣公(即公子晋)即位。”《春秋》书“立晋”,表示新君确立的人选是公子晋,不是记载一个继承程序。而《左传》的记载直接书“宣公即位”,“即位”在此是复述经文的记载,看不出有继续特定程序的意思。又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子般即位,次于党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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