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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车辆段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京港澳高速公路郑州新区收费站东北侧，为郑州地铁1号线的两个车辆基地之一，目前承担1号线列车的停车、列检、定修、临修等任务。按最初规划，该车辆段将是1、2、3号线的地铁车辆维修站区，按设计郑东车辆段远期能停放列车38列，充分满足3条线路车辆的需要。惟3号线已改为采用A型地铁列车，将不会使用该车辆段进行列车维修保养。

郑东车辆段于2011年8月开工建设。2012年8月31日，郑东车辆段具备接受首列地铁条件。

车辆段及综合基地南北长1350米，东西宽217~323米，占地面积约34.865万平米。主要工程与设施有土方开挖与土方换填、运用库结构施工、洗车机库、污水处理站、牵引降压混合变电所、综合楼、调机工程车库、乘务员公寓、检修厂房、换热站、旋轮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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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依内容分为上下二卷，共20篇，分别是：继善、天理、顺命、孝行、正己、安分、存心、戒性、劝学、训子、省心、立教、治政、治家、安义、遵礼、存信、言语、交友、妇行，几乎涉及和囊括了一个人生存于世所要面对和经历的方方面面，有关待人接物、立身处世的方方面面，有关言谈举止、心性品行、齐家治国的方方面面。

“仁兴斋舍版《明心宝鉴》”有栗谷李珥等人的序和跋，而且凡例中还提及“露堂先生裒茸诏后学之书，独赖此篇之存，世远板剁，多有讹误，故改正锓梓。”韩国学者纷纷据以探讨立论，而主张《明心宝鉴》最早是由朝鲜高丽王朝忠烈王时代（约相当于元朝中期）的文臣露堂秋适（1245-1317年）所撰。目前在韩国大邱市郊秋氏祠堂的仁兴院中，尚保存有《明心宝鉴》木刻版一百六十余枚。《秋氏九百年史》一书非常明确地说，高丽忠烈王五年，秋适参考中国和尙昙秀于1230年所编的《人天宝鉴》而编《明心宝鉴》。秋适之孙秋濡，于朱元璋初建明朝之际，即恭悠王十二年前往中国协助朱元璋，成为开国功臣，并将其祖父所作之《明心宝鉴》传至中国。之后，范立本重新进行了编辑整理，从而形成一个由二十篇六、七百段文字组成的新版《明心宝鉴》。整理后的《明心宝鉴》条理、结构更明晰，从明初起即极为盛行，多次重刊、重印，万历皇帝还让人重辑修订一遍。但对于秋适编《明心宝鉴》之事，在《露堂全集》及高丽史传等过去文献中，均无言及。1971年12月13日，在韩国庆尚北道达城郡西本里洞的仁兴书院大梁上发现了《明心宝鉴》之木刻版，此版乃朝鲜朝末期，高宗六年（1868年）时所刻。且淸川本跋语谓「此书但有唐本」，亦非朝鲜人所作可知。而日本内阁文库藏《新锲京版音释提头大字明心宝鉴正文》，其卷首有「太仓缑山王衡校、书林弼廷陈氏梓，卷末署「《宽永辛未三月道伴刊行》」。

该书是中国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书，早在1592年前即由天主教教士高母羡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高母羡的译本中提到了《明心宝鉴》的辑录者——范立本。该手抄本于1595年被带回西班牙献给王子斐利三世。此抄本现藏于马德里西班牙国立图书馆，并于2005年出版该书的校订本。2006年初，经由北京大学西班牙文系赵振江推荐，中国作协会员、副研究员李朝全整理翻译《明心宝鉴》，由华艺出版社于2007年1月隆重推出，期望它能在中国“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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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的编纂成书较晚，而《春秋》所据的鲁史原文年代较早，因此即位在《左传》中的用法不是指新君在新年的改元即位，而新君在旧君去世后被确立新君身份的程序称为“即位”。例如《春秋·隐公四年》记载“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当年卫国公子州吁弑卫桓公，自立为君，卫人杀州吁。在此次动乱后，卫国人立公子晋为君。同样的事件左传记载为“冬十有二月宣公（公子晋）即位”。此“即位”的意思就是新君执政，而非即位改元之礼。孔颖达显然认为《左传》此处即位仍可以即位改元之礼来解释，孔颖达说“贼讨乃立，自继前君，故不待逾年（即位）也。”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卫宣公继承卫桓公，然而卫桓公是当年被弑，当年是卫桓公十六年，卫宣公依礼不能在当年行即位改元之礼。类似的例子很多，如《左传·文公十四年》记载“夏五月，（齐）昭公卒，（其太子）舍即位。”又如《春秋·庄公六年》记载“夏，六月，卫侯朔入于卫。”出奔数年的卫惠公再入卫国执政。同年《左传》记载“夏，卫侯入，放公子黔牟（卫惠公于鲁桓公十六年出奔后，被确立的卫侯黔牟）于周，放宁跪于秦，杀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乃即位。”此处的“即位”只能理解为重新行国君之政治，与即位改元之礼无关。《左传》这类“某即位”的用法可与“某立”的意思等同，如前所述“位”的古字就写作“立”。如《左传·桓公十二年》：“秋九月丁亥，（郑）昭公奔卫。已亥，厉公立。”又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九月，晋惠公卒，怀公立。”《左传》这类的“某即位”或“某立”可以说是“不可一日无君”意义上的新君确立，与《春秋》所记载的即位改元之礼不同。

又见《春秋·定公元年》记载：“夏，六月，癸亥，公（去年去世的鲁昭公）之丧至自干侯。戊辰，公（鲁定公）即位。”此例是《春秋》记载鲁国新君即位在时间上的一个特例，《春秋经》记载的其他七次鲁君即位时间都在旧君去世的下一年的正月。关于这次特例，杜预和孔颖达引《礼记·王制》指出此处记载的“公即位”与旧君丧礼中的“殡”有关。《礼记·王制》载：“天子七日而殡，诸侯五日而殡”。杜预和孔颖达因此认为定公于殡迄而即位。杨伯峻更指出殡迄即位是西周以来的古礼，《尚书·顾命》记载的周成王死到周康王即位，除去死日当天，正是七日。而从昭公之丧至鲁到鲁定公的“即位”有六日，除去丧至的当日，正有五日。鲁昭公已经于去年去世，但于新年改元之时，鲁昭公之丧尚不在国都，即位改元之礼无法完备。因此新年正月改元之时《春秋》不书即位。而鲁昭公之丧至，国君身份继承程序的礼节得以齐备，因此《春秋》记载了这次殡迄即位。

《春秋》记载的鲁君即位只鲁定公一次不是在正月，而《左传》对“即位”这个词的用法，在时间上和改元已经无关，应该都是指类似上例鲁定公那样的五日殡迄即位。《春秋》与《左传》在“即位”这词的不同用法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春秋·隐公四年》的记载“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而《左传》对相同事件的记载为“冬，十二月，（卫）宣公（即公子晋）即位。”《春秋》书“立晋”，表示新君确立的人选是公子晋，不是记载一个继承程序。而《左传》的记载直接书“宣公即位”，“即位”在此是复述经文的记载，看不出有继续特定程序的意思。又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子般即位，次于党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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